秋风吹过，黄绿相间的田野抖出淡淡稻香。水稻即将收获，“80后”新农人魏巧忍不住往田里跑。她预判今年的收成：“无人机撒肥提高了精准度，加上水肥一体化管理改善和天气原因，估计能增产10%以上。”

  打小，母亲就带她学琴。小魏巧怎么也想不到，长大后没走上母亲希望的“艺术道路”，反倒与种地的父亲“殊途同归”。

  她和丈夫孙振中一种就是2万多亩。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位“80后”新农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讲述自己“科技种大田”的故事。“2万多亩，在南方面积是不小的。这样机械可以施展，可以搞现代设施农业。”习肯定道，“像魏巧这样的到农村去，很好！”

  6年前，魏巧和孙振中分别辞去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工作，来到江苏镇江市镇江新区，接过父亲魏云烽的接力棒，转型成为“田秀才”。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在人均耕地不足1亩的江苏，像魏巧这类新型经营主体耕种或耕种加服务“万亩粮田”的案例，从苏北到苏中乃至苏南的田野，正在不断出现，成为值得高度关注的农业现代化新动向。

  “万亩粮田”的种植格局如何形成？怎么种？产量、效益如何？多大面积算是适度规模？大户如何带动小户……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在不同季节，下苏南上苏北进苏中，踩田埂访农户看粮仓，探寻答案。

  走进江苏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润果）的种植基地，连片的稻田像平整的地毯。再过一阵，这片田就要迎来收割季。

  镇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分管农业的副局长葛欣鹏介绍，润果在当地流转的1.8万亩农田，原本分属84个村民小组的1.8万户农民。

  20世纪80年代起，苏南乡镇企业蒸蒸日上，为农民提供大量非农就业岗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一些城郊出现农田抛荒现象。

  2010年开始，镇江新区试点“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双置换”，即以“承包权换流转费”“经营权换保障”等方式，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统一委托给政府国资平台公司后，像润果这样的农业经营主体再与平台公司签订流转合同。

  润果以每年每亩750元的租金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直至202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此外，润果还在苏州承包了5000亩农田种粮。

  “如今，镇江新区10万亩耕地中，只有约1000亩土地由小农户分散耕种，其余的由80个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葛欣鹏说，其中耕种面积最大的就是润果。

  在距离镇江新区100多公里的南京市浦口区，众鑫丽种植专业合作社（下称众鑫丽合作社）也耕种着上万亩农田。和润果不同的是，这些地是由32个成员“凑”成的。

  其中4200多亩的兰花塘高标准农田由众鑫丽合作社4个成员共同经营。这里原本规划是沿江工业园区，已经实施了征地拆迁。2021年，为保障耕地面积、粮食安全和生态，浦口区政府“忍痛”将其复垦整理为高标准农田。

  望着眼前这块“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好田，众鑫丽合作社理事长邵名文坦言，自己一度还看不上这块地。

  原来，复垦整理前，这里是29个村庄所在地，其间还夹杂着不少废沟呆塘，有的地方还竖着电线杆。

  如今经过平整，零散田连成片，还新增2000余亩，引来邵名文和同伴以每年每亩1000元的价格，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花塘社区和滨江社区竞标流转了这块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邵名文望着即将收割的成片水稻说，小田变大田，农机有了用武之地，才能谈得上农业现代化。

  事实上，当初竞标时，众鑫丽合作社出价并非最高。这位种地30多年的“老把式”透露，评审团队看中的是他们愿意踏踏实实种地的“初心”。

  浦口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刘飞透露，全区3万多亩水稻田目前主要靠5个合作社耕种。

  与众鑫丽合作社自己动手“合种”不同，位于苏南常熟市海虞镇的虞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下称虞盛合作社），主要是开展重点环节的种植社会化服务，其覆盖面积超过1.2万亩耕地，既包括合作社自己的地，也包含别的种粮户的。常熟人均耕地不多，土地分散，一些种粮意愿不高的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每年每亩900元的价格流转给合作社。

  在苏北的宿迁，子民家庭农场（下称子民农场）参与耕种了1万亩农田，其中流转了3000亩自种，为他人提供农机种植服务的有7000亩。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分析，江苏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民可以就地进入二三产，对土地没有过大的依赖，这为“万亩粮田”种植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农场规模扩大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遍。我国规模种植的形成，是一些小农户耕种意愿不强烈、地方政府支持土地流转、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等多因素一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说。

  魏巧的手机里存着上千块田的“农事档案”。而过去润果甚至连种了多少块地都数不清。

  “以前每个人数的结果都不同，甚至一块田今天干了什么农活，明天需要安排做什么，有没有重复，也是混乱的。”魏巧回忆。

  如今，她种的每一块田，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精准记录和追溯每块田的农事作业。凭借二维码背后的农田数字化技术，现在一个人已能管护300亩到500亩农田。“扫码耕种”万亩粮田慢慢的变成了现实。

  这归功于2017年底魏巧申报的国家级大型数字化农业建设试点项目，把自然地理信息技术应用到农田里。

  她算了一笔账：得益于数字化农场技术，和传统种植相比，现在用工减少四成，农药减少两成，亩均效益反倒增加近三成。

  在她看来，未来数字化农场建设要以应用场景为导向，科技落地农田要兼顾效益和效率，要让老百姓轻松种田、节省本金，这样的数字化农业才有推广意义。

  为此，她建议将基本土地平整度和适宜机械化程度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考核指标，将智慧灌溉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畴，为数字化农业进一步铺平道路。

  当选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魏巧经常围绕“科技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与相关领域的行家交流技术应用。

  她认为，农业科学技术应该采取“拿来主义”，把来自航天、电力、土壤、数字化等多个领域的科技成果整合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我们闭门造车的成果，在行家看来可能连敲门砖算不上。”

  在兰花塘高标准农田，远程虫情情报系统和远程气象监测站，看起来虽不起眼，采集到的数据却让邵名文和合作伙伴有了“天眼”，能预知天气，监测土壤墒情和虫害信息。

  邵名文和记者说，这得益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团队的无人农场技术。赵院士还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和智能化的农机监控终端，研发了全流程集成式智慧农业系统，农机在田里作业时，位置、数量、效率，在手机上一目了然。

  兰花塘高标准农田紧挨着有“农业硅谷”之称的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在此开展研究的赵春江、张洪程和沈其荣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各展其能为这块复垦的“生地”注入“黑科技”，兰花塘高标准农田现代化耕作有了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持。

  “赵院士为我们实现农业信息化，张院士通过看天、看地、看苗就能精准诊断苗情，沈院士为我们精准提供配方肥。”邵名文笑着说，一田三院士，使这块复垦田第一年就获得好收成。水稻亩产从过去的平均450公斤，涨到如今的650公斤以上。去年的一块田，甚至最高亩产达707公斤。

  “兰花塘处于长江沿江圩区，一怕涝二怕旱，如今有了科技支撑，在手机上就能精准操作农田的灌溉和排水。”这样的场景，邵名文过去想都不敢想。

  他回忆，土地集中成片之前，机耕道很窄，两边还种了树，农机下不了田，很多农活还是只能靠肩挑背抬，经常误了农时。

  “现在小田变大田，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旱能灌涝能排，旱涝保收。过去十个人半个月干的活儿，现在四五个人两天就干完了，效率大幅度提高。”如今，邵名文自家的10台农机都能在大田里“大展拳脚”。

  “农业现代化就是过去1000个人干的活，现在10个人就能干完。”邵名文这样回答记者“什么是农业现代化”的提问。在他心目中，兰花塘高标准农田已经是农业现代化的模样。

  与一般合作社不同，众鑫丽合作社是大户之间的“强强联合”，不同成员负责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出农机或出服务，社员要优先完成合作社内的农事。

  为合作社成员育秧的邵名文“炫耀”自己的技术：“和过去在水田里育秧不同，我们的流水线设备和硬地化育秧技术能够在水泥地上育秧。合作社1万亩所需的秧苗，3条流水线半个月就能育好。”

  从育苗、插秧、管理，到收割、烘干和仓储，田野上正在发生一场农业生产力飞跃。如今农田里，弯腰劳作的身影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忙碌的农机和无人机。邵名文介绍，合作社一对“90后”“飞手”夫妻，光为社员提供无人机施肥服务，每年收入50万元。

  “开着小车到田间，穿着皮鞋去种田。”在兰花塘高标准农田采访时，邵名文的儿子邵立昌插话，“荷锄牵牛的赤脚庄稼汉在我们这里已经是过去式。”

  让这位“90后”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收割下来的新稻还没脱粒，就储存进了空调房。“我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日子过得不如新稻。”邵立昌开玩笑说。

  “农业没有这些冷链设施，就像高速公路没有服务区，谁也不敢上。”刘飞形象地比喻，“冷链不仅能保障农产品质量、延长保质期，还能错峰销售增加附加值。”

  大规模种植往往需要大型机械设备投入，而这些大型机械因为使用时间短，单位使用时间的成本高，江苏的许多农业经营主体在购买大型农机时，得到了政府的补贴支持。

  早在2014年底，魏巧和丈夫就接到父亲的电话：“但愿你们能回来接我的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我们过去在农村调研时就发现，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未来谁来种地成为问题。”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每次看到年迈的父亲在田里开拖拉机，魏巧心里不是滋味。

  初出实验室的夫妻俩本想给农民做示范，没想到第一个农忙季就把自己累得够呛。最初被嘲笑是“纸上谈兵”的两人，虚心向“老把式”们学习从种到收的田间管理技术后，开始琢磨在农田里用上无人驾驶、遥感数据等现代化技术，改经验种田为科技种田，把过去的苦差事变成坐在办公的地方点鼠标的轻松活。

  邵立昌最初也觉得种田太苦，没想到如今也子承父业。这位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原本是南京一家酒店的营销总监，时尚的发型、笔挺的西装曾是日常标配。

  两年前，收入锐减的邵立昌靠业余帮父亲卖米，一个月就挣了过去一年的工资。再后来，尝到甜头的他索性辞去酒店工作，成为一名会种田、能卖米的新农人。

  “过去开着拖拉机卖米，一年最多卖2万斤。现在有了品牌和固定销售经营渠道，卖的量是过去的100倍，今年可能要变成200倍。”在合作社负责电商销售的邵立昌自信满满。

  1000斤水稻可加工成700斤大米，水稻一斤卖1.3元左右，而大米每斤卖5元到6元。邵立昌卖的“名文大米”有15个系列，最贵的每斤28元。

  他对比说，现在卖米收入是过去卖稻的3倍左右。接下来，父子俩打算提高卖米的比例，逐步实现“不卖一粒稻谷”。

  “未来还可以多开发一些附加值更高的稻米衍生产品，比如米线、米糕、炒米、寿司大米等。”刘飞和记者说，兰花塘高标准农田还在发展农旅融合，打造水稻公园、都市田园，通过“卖生态”提高种粮人的收益。

  像邵氏父子这样“举家”投身农业的在江苏有不少。在浦口，南京丽铭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有志的四个孩子都辞去城里的工作，跟着父亲种田；

  在镇江新区，周胜利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胜利的两个女儿和女婿，毕业后也加入了合作社；

  “作为女孩子，谁一开始就愿意回乡种粮？”39岁的黄玲玲回忆起自己“弃工从农”的经历：“过去育秧要3个人干一天，累得第二天下不来床。幸亏我爸爱动脑筋，改进了育秧流水线和育秧机械臂。现在育秧只要一个人在旁边看管就可以。”

  原本学数字控制机床的黄玲玲，如今成长为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金种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是位种了十年粮的“老把式”。

  体面的收入让慢慢的变多的年轻人加入新农人队伍。在虞盛合作社，会计主管朱珂蔚拿的工资比总经理窦祥龙还高。

  2012年朱珂蔚大专毕业入职时，合作社只有6台烘干机、10名员工，现在已经拓展到47台烘干机、36名员工，其中7名是大专以上学历。

  这位“90后”还考了农产品经纪人、新型职业农民、农产品加工工程师等证书，成为一名农业多面手。

  “只要政策好，前景有奔头，加上科技的广泛运用，不愁没人来种田。”朱珂蔚肯定地说，“农业现代化后继有人。”

  润果的农机库里，拖拉机、收割机、育秧机等几十台机械设备整齐列队。这些大块头，不仅在润果的农田里“大显身手”，还到周边田地“施展拳脚”。

  “农忙季，甚至有外地农户找我们预约服务。”魏巧举例说，润果的103台烘干机每年可以服务5万亩农田，育秧可以服务2万亩地。

  一直以来，不少人对规模化经营之后，小农户会不会被排斥在农业生产之外，如何确保小农户不掉队等问题有所担忧。

  记者在江苏调查发现，凭借自有农机设备和专业相关知识，为农户提供从育秧、种植、收割到仓储和销售等社会化服务，是目前魏巧这类规模化经营大户带小户的主要方式。

  在常熟，作为当地种植顶级规模的农民合作社，虞盛合作社却不养专业的农机队。

  虞盛合作社把中间的耕、种、管、收等服务让给当地农机合作社，自己则主要为农民提供选种育秧、烘干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的服务。

  “我们一天能烘干1200亩田的粮食。目前合作社烘干机可服务2万亩地。”窦祥龙说，合作社还与当地一家商超合作，每年销售200万斤大米，贡献600万元收入。

  “合作社收购大米，每斤价格高于国家收购价0.1元到0.2元。而社员购买大米时，每斤价格又低于市价0.2元。”朱珂蔚说，这相当于给社员提供福利。

  虞盛合作社由镇政府投入近5000万元占股80%，村民只需交100元即可入社享受每年的农机服务和两年一次的实物分红。

  “合作社为周边的小农户提供菜单式服务，提高作业效率，减轻农业劳动强度。”在常熟市副市长俞翔看来，以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护实现农业现代化，符合我国国情。

  今年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大型涉农企业等承建运营农民合作社服务中心，支持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从育苗、定植、施肥、防治、收割、烘干到入仓，全程托管给我们都没问题。”在宿迁，牵头创办安宁植保专业合作社的莫安宁说，自己4年前就开始为周边农户提供“保姆式”农业托管服务，目前已有200多农户把3000亩土地托管给了合作社。

  “托管之后，他们能够腾出时间去外地打工，搞别的产业，增加收入。”莫安宁说。

  目前，安宁植保专业合作社拥有大小农机50台，实现种田全流程机械化。早在2016年，莫安宁就买了第一台植保机，“一台机子顶过去70个喷洒农药工人的工作量”，这让他早早意识到机械化是农业必由之路。

  他还手把手培训了十几名农机手。植保无人机机手钟金伦介绍：“植保无人机一天打药1000亩左右。除了自己农场用之外，还可以服务别的农户，每亩只需5块钱。”

  “农机手是农业紧缺的人才。”魏巧认为，让职业农机手有钱挣，留得下来，才能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在她畅想的未来中，依靠农机手流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范围可以更广。几年前，润果的插秧机甚至跑到东北服务。

  “农机手可以坐着高铁、飞机去种田，农机由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实现全国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她举例说，插秧时，机手从东北一路向南；而收获时，收割机手就从四川开始，再到湖南、湖北和江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步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也常有参观者问魏巧，多大的种植规模才叫适度？

  “考虑到我们农业经营模式、农业科学技术投入、农机装备运转以及人才队伍成本，没有一万亩很难施展和经营。”魏巧认为，“大田、精品农业、园艺等不同的农业类型，以及不同的经营主体和地形，有不同的适度规模。我们的模式在全国另外的地方并不一定能复制推广。”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杜海蓉和记者说，目前，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并没有具体的标准，以各经营主体最佳经济效益为考量。

  作为“万亩粮田”耕种者，大规模种植带给魏巧的烦恼也不少。每年5月底6月初是她最繁忙最紧张的时候。这时地里收上来的麦子还没往外卖，水稻秧苗等着往地里插，还要采购新农资，“里外都要花钱，而融资一直是头疼的问题”。

  她举例说，拿1000万元的农机向银行抵押，封顶只能贷到10%。工业公司可以拿厂房、土地抵押贷款，而目前金融系统对农业仍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持方案。

  “目前的金融体系与国有土地上的工业生产厂房和设备相匹配，而建立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农业厂房和设备，虽然具备资产属性，在金融体系内却不具备抵押变现能力。”江苏省泗洪县委农办主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召德坦言。

  泗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主任王赵军也对农业融资难深有体会：“园区内有一家农业企业实际投资评估有5000万元，银行只愿意放贷1000万元。再想多贷，还得要我们园区做担保。”

  除了农业金融之外，流转合同期限与土壤质量等问题也成为“万亩粮田”耕种者的顾虑。

  202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自己能否继续流转经营是不少农业经营主体心里的疙瘩。“中央政策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我们盼望能够再签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以利于长远经营。”魏巧说。

  此外，她还提醒，未来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的条件可能是土壤。“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前提是土壤好。如果长期依赖化肥，导致土壤板结，再好的种子也难丰产。”

  数据显示，作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省，江苏实现了“口粮自给、略有盈余”。全省粮食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去年更是首次突破750亿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要求江苏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走在前”，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鱼米之乡。

  “风起于青萍之末。”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起初阶段总以苗头显示其动向。江苏“万亩粮田”现象所包含的种植规模，并不拘泥于“万亩”，可能是一两万亩，也可能是几千亩，其本质是明显超越了小面积分散种植的传统种植格局，折射了土地规模经营在探索演变、农业现代化在蓬勃向前的趋势。

  目前，此现状还只处于萌芽阶段，未来这一新动向会怎样演变发展，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要哪一些引导和支持？广袤深沉的田野，正在殷切呼唤着答案。